——全球 29 个君主国人民为何甘当 “ 臣民 ” ？ 

   
  □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思治 法制早报 2006-07-03 

●当今世界，全球大家庭里已只有瑞典、荷兰等 29 个 国家保留 君主。

●当年英国上议院决定废除该院的世袭贵族制度，一位伯爵冲到上院议长的席位，厉声谴责工党政府，并说今后的英国将是“一片废墟，没有女王，没有文化，没有主权，没有自由。”

●所有的争论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英国人为什么甘于做“臣民”（而不是公民）？

●说到底，法律的背后还是人民大众对于政治体的心理认同和正当性的确认，没有了这种认同和服从，法律仅仅是一张虎皮而已。

2006 年 6 月 9 日 ，泰国国王普密蓬 · 阿杜德登基 60 周年。普密蓬国王是曼谷王朝的第九位君王，称号。。。

  □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思治 法制早报  2006-06-19  “世界杯特稿”

●安南坦言，目前联合国的运作方式和实际效果远赶不上世界杯

● 1934 年第二届世界杯，当时的墨索里尼对自己的球队说： “ 要么回来得重奖，要么就脑袋搬家！ ”

●如果说墨索里尼不过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感表现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杯从其一开始就充斥着这种民族主义（或者叫做爱国主义）的激情。

●自从二战结束之后，人类就没有什么热战的经历了，而世界杯或许恰恰弥补了人类的这种需要。

●世界杯的足球规则无异于一种各国公认的国际法，在这个框架之下，无论失败还是胜利，无论是冠军还是垫底，各国都尽情地释放着自身憋屈已久的激情。

一个幽灵，世界杯的幽灵，在全球游荡。

4 年一个轮回，此次大力神杯将在德国找到它的新主人。而在酣畅淋。。。

□林国华

卢梭为自己公民身份的归属问题苦恼了一辈子，他性格里的优柔寡断、见异思迁、吹毛求疵、矫情自恋、出尔反尔与阳奉阴违在这个问题上得到最清楚的体现。在他的《忏悔录》和其他作品的“献辞”中，诸如下面措辞比比皆是：——“我决不想居住在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里”、“我愿意选择这样一个国家作为我的祖国”、“我情愿生在这样一个国家……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假如对于出生地也可以选择地话，我一定会选择这样一个国家”、“我将选择一个立法权属于全体公民的国家作为我的祖国”、“我特别要逃避一个因下面的情形而治理得不好的国家”，等等。与此一致的是，卢梭时而满足于做一个日内瓦公国的公民，用极其恶毒的言辞诋毁“世界公民”，时而又扬扬自得地宣称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公民”，并用同样恶毒的言辞诋毁共和国的公民德性。

我们可以把卢梭惶惶不可终日的人生视为“民族国家”时代所特有的“身份认同”问题，但是这个肤浅的解释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在我看来，卢梭的彷徨所彰显的是深埋在人类灵魂原始底层的不安全感，正像《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所提示的，这是一种对。。。

□老 布

一个月前的红场边。记者的话筒摆在一个小学生面前：“你知道今天红场上的游行和阅兵是纪念什么日子吗？”小学生略带犹豫地回答：“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吧。”
可惜，这个孩子的回答错了。
一直到1996年，11月7日都是十月革命纪念日：这是苏联日历上众多的所谓“红色日子”中最重要的一天。然而，在2006年这一天来到红场的游客恐怕很难把这个日子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因为眼前士兵们穿戴配备的确实是苏联红军在二战时的军服和武器，那些隆隆驶过红场的军车也是同时期的古董，观礼台上就座的也多是白发苍苍的卫国战争老兵。
这着实是一个有趣的场面。当年被视为奠定整个政权、国家的纪念日被慢慢地重新定义了。1996年开始，11月7日首先被改称 “和解与和谐纪念日”。2004 年俄议会在11月4日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定假日：“民族统一日”。11月7日至此彻底丧失了作为法定节日的地位。可这个红色日子似乎又没有从人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官方的纪念活动在11月7日照常进行，只是现今的主题与列宁、与革命无关，而是重现1941年11月7日在红场举行的那场著名的阅兵式。当年斯大林和其他苏联政要在列宁墓上方检阅苏联红军，坦克。。。

□华 杰

在巴西，除了那一成富人外，其余九成人都没什么钱，最穷的两成人每天更赚不到两块美金，属联合国界定的赤贫人口。反观日本，财富的分布相对平均，最穷的两成人年收入也达国内生产总值的一成（而巴西的则只有2%）

有两个国家，名字稍后揭晓，暂称他们为国家甲和国家乙。
两个国家的人口不相伯仲，都超过一亿。但国家甲比国家乙的面积大20倍有余。因此，国家甲拥有的天然资源远比国家乙丰富。首先，对于某些农产品来说，国家甲的产量堪称全球最大。而国家乙，有这方面基本上没有任何第一。此外还有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无论你算的是绝对值，还是人均数，国家甲蕴藏的能源都比国家乙多十几倍以上。
接下来就谈些宏观经济数据。国家甲的公共债务，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不算少，但也不是太多。而国家乙的政府负债则达国内生产总值的一点五倍。物价方面，过去五年国家甲大概保持在个位数的增长，但国家乙则一直维持在0%到负1%的水平。换言之，国家乙一直饱受通缩的困扰。外来投资的数据则更夸张，国家甲吸引到的外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国家乙的，只占0.2%。。。。

逝 者

□本报记者  邱春艳     实习生  肖玲燕  周映萍
　　
11月27日晚上10点多，端木正感到胸口不适，老伴和儿子要为他找医生治疗，却被他阻止：“这么晚了别麻烦了，你们都睡觉吧。” 家人见他病情不轻，坚持拨打了急救电话。
几个小时后（11月28日凌晨），一代国际法大师端木正因抢救无效在广州去世，享年86岁。
38个小时后，端木正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光塔路清真寺按宗教仪式举行（他是回族人）。每位接到通知的学生都被嘱咐：不送花圈，不写挽联。
“老师一生最怕麻烦别人，就连辞世都像怕惊动我们似的，从惊悉老师逝世到举办告别仪式的整个过程，仅有短短的30几个小时。当我们还没有从震惊和悲痛中缓过神来，老师的丧事就已宣布结束。”中山大学法学院1983级学生，现任国际法教授黄瑶说。
参加送别仪式的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领导，有广东省委的相关领导，有中山大学的领导，但更多的是学生。有他生前教过的，也有他生前没教过的，有已经毕业的，还有未毕业的。他们从各地赶回来送老先生最后一程。
参加遗体告别的学生说，在被称为“中国第一座清真寺”的怀圣寺。。。

动态·交流
为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法律教育交流活动，使两国法学院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2006年12月13日，由中国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与美国法学院协会共同倡议，中国政法大学承办的中美法学教育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会上宣布成立中美法律教育联合委员会，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当选为首届中方联席主席，首届美方联席主席由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弗兰克·阿普海姆担任。

动态·学术
《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科合作研讨会”12月9日在京举行。来自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两个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动态·预报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破产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国际研讨会将与12月23日至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立法、司法以及国内外相关学者将出席研讨会，就该法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研讨。。。。

欣克利给福斯特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诀别信：“亲爱的茱迪，当我行刺里根时，我本人极有可能已当场身亡。”“我之所以铤而走险，实因迫不及待地要感动你的芳心……以牺牲我个人自由，甚至可能生命的方式，希望能够改变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这封信后来成为辩方律师证明被告精神错乱的重要证据。

□本报特约撰稿人 陈 伟
 
根据医生诊断，欣克利父母与儿子开诚相谈，希望他确立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目标。欣克利当即表示，自己的人生理想是当作家，听说名校耶鲁正在开办一个“作家训练班”，希望能够入学深造。父母闻之大喜，当即慷慨解囊。实际上，欣克利对父母耍了个心眼儿。他当时已通过媒体报导，得知福斯特入学的新闻。
1980年初秋，欣克利来到耶鲁，整天在校园里瞎逛，寻觅意中人的芳踪。虽然曾多次与福斯特迎面相遇，他却临阵怯场，害羞脸红，欲说还休。没胆量正面强攻，欣克利只好侧面迂回，多次给福斯特打电话、写情诗、送鲜花，情深意切，爱意绵绵，结果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追星不成，欣克利极度沮丧。他给父母打电话，抑怨耶鲁之行令人失望，要求回家养病。实际上，此时他已暗下决心，要。。。

    罗马于公元前2世纪将希腊全境纳入其帝国版图。这不仅是个军事/政治事件，同时也是个重要的文化事件。从希腊人的角度来说，这简直是对他们的政治世界观的全面颠覆。长久以来希腊人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民族，对他们来说，世界上除了希腊人之外就是野蛮人；但现在突然被文化上较低的外族征服，这给他们心理上造成的打击太大了。而这到了罗马人那里，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该如何说服希腊人接受他们的统治？问题远远不仅于此。罗马征服希腊之后，一个“东学西渐”的希腊化过程也由此开始。魅力四射的希腊文化在罗马的意大利本土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而这对罗马原来的风俗具有强烈的瓦解作用。这不能不引起罗马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的高度警惕。
    一个小小的例子足以表明这种文化冲突的政治性质：公元前155年，雅典人派出了一个由三位哲学家组成的使团出使罗马，其中一个哲学家卡尼阿得斯（carneades）在罗马城内发表演讲，他说：罗马人从来都是追求私利，而非按照正当的生活方式生活；他们的征服是他们追求私利的结果；否则，他们就应该退还被他们征服的领土与财物，回到他们那原始的部落中去。卡尼阿得斯的演讲代表了。。。

□老 布

我曾经问同在莫斯科进行论文研究的两位美国同学：“你们两家祖上跟俄罗斯都没有什么关联，怎么会想到不远万里跑来研究这个国家？”历史系的大块头想都没想，当即回答：“我知道美国人在外国人眼里有时候会显得很怪，不过俄罗斯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奇怪！”那位社会学系的女生则顿了顿，然后缓缓地说：“差不多一样的原因吧，俄罗斯——确实是个很奇怪的国家。”
我没有来得及追问俄罗斯在他们眼里到底奇怪在什么地方，而这番对话倒是让我回忆起两年前在俄罗斯学界和北美俄罗斯研究圈子里一场反响颇大的争论。争论的缘起是一篇发表在美国权威国际政策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上的文章，题为《一个正常国家》。在这篇文章里，两位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直接参与俄罗斯转轨方案设计的美国学者试图纠正在西方媒体中盛行的“俄罗斯改革失败论”，他们提出了所谓“俄罗斯是一个正常国家”的结论。首先，苏联在解体之前其经济实力从来没有达到真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准，因此许多人对转轨后的俄罗斯期待过高了。其次，许多关于俄罗斯的悲观判断没有周全地考虑所有的实证数据，俄罗斯转轨的成绩虽然不完美，但远不像媒。。。